没想到让他苦思苦想了好半天的事情，让人家两句话就打发了。

    看看表，还不到8点。本想回去算了，但想想到了家少不了又得听妻子的牢骚，反正妻子在家已经把该忙的忙完了，该干的也干完了，还不如呆在这儿清静。

    他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

    是不是再找找主管五中队的三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教导员？或者再往上找一找？比如监狱长，比如监狱第一政委？

    按说是可以找的，也应该找，这是一个侦查员的天职，也是他应有的责任。对于一个重大的或者是可疑的案情，作为一个侦查员，如果他知情不报，敷衍了事，甚至玩忽职守，以致出了什么疏漏，那就不仅仅是失职渎职了。但单科长说的话，又一次让他犹豫起来。“你别再在这儿给领导们添乱了，真是瞎折腾。以后有什么事，别动不动就往领导那儿跑，听见了没有？”

    单昆的生气可以理解，越级向上面汇报，岂不等于是向领导告状？岂不是向领导表明了他当科长的失职？但单昆对这一案件的轻视和麻木却让他有些无法接受。家里的活儿就是再累，也不能累到对如此可疑的一个重大案情不管不顾。

    不行，他还得继续给有关领导谈一谈。

    那么找谁呢？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他不就是原来11中队的指导员吗？他对王国炎的看法清清楚楚，那一份被作为示范传看的谈话记录不就是他搞出来的吗？看来没必要，至少现在没必要找他。

    冯于奎呢？他是狱政科的科长，在一个监狱里，狱政科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最有权力的科室。犯人刑期的减免，犯人的外出就医，鉴定，以及保释，保外就医等等，都由狱政科决定。比如像王国炎的外出就医，如果狱政科同意了，那几乎就等于是过了最后的一道关口。

    对冯于奎科长，罗维民是很熟悉的。因为狱政和狱侦原来是一个科室，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即便是到后来分开后，由于两个科室工作上的联系，还经常在一起开碰头会，对一些重大案情进行鉴定，研讨。但也正因为熟悉，所以相互之间对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都清清楚楚。像这类事情，尤其是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鉴定和治疗，一般都是由中队向狱政科提出申请，然后再由狱政科决定是否由侦查科参与鉴定，还是由监狱医院检查，或者是直接批准外出就医。如果不是王国炎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像这类犯人外出就医的问题，侦查科几乎就没有可能直接介入。第一这不是你的职权范围，第二你也应该自觉遵守这种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就像中队长、大队长主管生产，指导员、教导员主管改造一样，这中间其实有一道无形的，大家都已认可的，不可任意逾越的界限。谁的就是谁的，你别动不动就把你的手伸到我的范围和领域里来。除非特殊的情况，一般是没有人会随意逾越这种界限的。说穿了，这也就是权力的划分。像这种划分，连犯人也清清楚楚，该找谁就找谁，不该找的就不能找。什么样的事就找什么样的人，找错了就会惹麻烦。连犯人也清楚的事情，难道你会不明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像五中队。不过正是因为五中队的这种反常情况，才让他这样困心衡虑，左右为难么？

    憋了半天，还是觉得该给狱侦科长冯于奎说一说。虽然有些贸然，但至少应该先打个招呼。万一明天五中队这个申请递上去，冯科长又万一给批了，到那时再找人家，麻烦可就大多了。想了想，就先打个电话吧，要是冯科长觉得有必要，觉得电话上说不清楚，那就再到他家里汇报。

    没想到让他苦思苦想了好半天的事情，让人家两句话就打发了。

    冯于奎在电话里说得客气而又亲切：“还没人给我说这事么？你是啥意思呀小罗？”

    “我是觉得这个王国炎问题很大，可疑的地方也很多，他那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