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遗漏了。

    很宽很朴素的路，花圃，树，很普通的一座青砖楼，很普通甚至有些狭窄的楼梯，进了很普通的一间小会议室。热热烈烈满是人。烟气，言语，笑声。见他进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似乎都有心理准备，刚才门卫电话在这里引起什么反应？有的招手打个招呼，有的微笑点点头，有的陌生而好奇地打量他，有的看看他便交头接耳，自己现在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年轻干事迎上来请他就座，讨论照常进行着。一位负责人和蔼地主持着讨论。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热情的表示。都是一伙三十岁上下的改革家，有县委书记、县长，有厂长、公司经理，还有些位置更高一些，市长、局长之类，相当一些人是干部子弟。这些人在一起，自然是一片改革的“叫嚣”，温度起码比整个社会高五十度。和这群人在一起，他心情复杂。很亲切，因为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很敏感，因为“同行相嫉”，相互比量着成绩、地位；还自信，因为他干得似乎更出色些；又黯然，自己正倒运呢，也许就干不成了。

    他感到了尴尬：人们都知道他的情况，人人都回避。即使谈到改革者日子难过时，谁的情况都讲到，引起一片义愤，惟独不讲他的。当他偶尔插几句话时（他极力想使自己和环境融洽起来），人们便停住话听着，完了，又谈他们的，并不和他思想交锋，他似乎是个局外人。

    这太难堪了。他靠意志力支撑住自己，使脸上一直保持着平静。很累。

    椅子哗啦啦响，人们站起来朝门口鼓掌。张老来看望大家了。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向大家招手，气氛极热烈。主持会议的领导把与会者向张老介绍。张老一一握手，好哇，你这改革家干得好，山东出豪杰。你呢，江西来的吧？我看过你的事迹，了不起。你是厦门长城公司的经理吧，久仰大名。怎么样，这一阵日子好过些了吗？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笑着双手握住张老：好过了，您上次批示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张老仰身爽朗大笑了。

    李向南感到有些心热，紧张。想不到在这儿碰见张老。他曾对自己过去的政策建议报告有过很赏识的批示。看来今天来对了，要不很难见到张老。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呢？要快想。介绍到自己了，这是李向南。会议的主持者介绍道，那热情让他感动。他脸上浮出早已准备好的尊敬，紧忙伸过双手。噢，张老却感意外地闪烁了一下，很快地盯视了他一眼，然后又露出和蔼的微笑，握了握手，没说什么，便又笑着转向下一个。

    他心中微微一凉。

    张老坐下了，笑着说：你们的讨论很热烈吧？很热烈。——人们像幼儿园的儿童一样欢快地笑着。你们详细的发言我没听到，可历史不能重复的，对吧？我不能让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样，你们每个人说上简短的一段话，把各自最重要、最独特的观点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怎么样？我这算是读书只读目录吧，哈哈哈。

    人们依次进行最扼要的发言。他发吗？应该发。到了这种境地，他无韬晦可言。当然，在代表自己时，不要忘记代表所有青年改革家。

    “我们应该对改革的困难性、复杂性有更充分的估计。在政策上，要有更多的储备；在事业上，要有曲折失败的准备；即使对于个人命运，也要有接受悲剧的思想准备。作为改革家个人，他有可能失败，但我相信，对整个改革家队伍，历史最终是会投赞成票的。”他说。

    下午，一个联合调查组到家中找到他进行调查谈话，这是专案。谈话进行了一下午。最后，调查组组长神情庄严地说：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上报？是这份吧？（他从大皮夹中拿出一份材料来，正是它。）我代表组织正式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要再搞这类动作，企图转移组织上对你问题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