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你们省委报告。”

    赵宽定直愣愣地看着景立贞，不知说什么好。他暴躁地一跺脚，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又要甩脱别人似的往后甩了一下手，像是拔脚要走，结果却一屁股很重地坐了下来。刚坐下又猛然站了起来，火爆地说道：“找省委有什么用？”

    “总会有人替你说话嘛。”

    “谁肯？我请顾书记给省委领导写封信，顾书记不是一直都不肯吗？”

    难题这才开始了。“你这个宽定，怎么这样说话。”景立贞顿时放下脸来，“你知道老顾收到你的信后是什么心情吗？那几天我正好借出差去省里看他，他连晚饭都没吃，心情不好，晚上省歌舞团演出，说好要去的，省报连他看演出的新闻都预先写好了，他没心思去。说要给你们省委钱书记写信，他们是老战友，连夜打了两遍稿，还是我拦住没让他写。我对他讲，你这样写信，不符合原则嘛。再说，你原来在那儿当过省委书记，和那儿的人事有各种历史性联系，你写信，不一定对宽定有好处，只会使他的处境更复杂化嘛。他说，别的事我可以不管，宽定的事，即使有违反原则之嫌，我也要管一管。我又这样说了几遍，他才犹豫着把信压下了。你要不满就不满我好了。这些情况我本来不想说的。你对老顾要是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以后就不用再来找他。你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也绝不拦你。”

    赵宽定垂着眼站在那儿，沉默不语了。

    他并不知道，收到他来信的那个晚上，顾恒确实是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但还是按时去看了歌舞演出；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顾恒确曾考虑过是否写封信给他熟识的S省省委书记，但后来并没有写，不曾有过打了两遍稿的事情。

    景立贞观察地瞟了赵宽定一眼，知道自己的话分量已到。她换了平和的口气：“老顾这两年血压高，身体也不太好。你的事，等他回来我给你说吧。看看他这次在北京能不能遇到你们省委领导，让他问一问。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想在东北了。”过了几秒钟，赵宽定说。

    “去哪儿？”

    “我想调到顾书记的省里去。”

    “调到他那儿？”景立贞有些意外。

    客厅里的谈话还在继续。上海的服装展销；丹麦的家具展览；北京市现在层层剥瘦肉，案台上见白不见红……逐渐又出现一个中心话题。

    “你们知道现在结婚讲究全鸡，全鸭，六灯俱全吗？”

    “全鸡、全鸭算什么，很平常，现在……”

    “你知道什么是全鸡、全鸭吗？”

    “这谁还不知道？”

    “说的不是饭桌上的全鸡、全鸭。全鸡是指：收音机，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扇机。”

    “是这个全鸡（机）啊。哈哈哈。连电扇也加了个机字。……全鸭呢？”

    “全鸭是鸭绒被，鸭绒垫，鸭绒衣，还有鸭绒什么的，全套。”

    “六灯俱全呢？”

    “进门门灯，进屋吊灯，墙上壁灯，沙发旁落地灯，看书台灯，躺下床灯。”

    “还有什么？”

    “还有多了。关于家具、衣服的讲究说不过来。”

    “你说的这还不算厉害的呢。你们有谁看了大众日报，好像是上个月的？”

    “怎么了？”

    “那上面登的，山东一个县里大搞娃娃亲。”

    “山东哪个县？”

    “好像是商河县。那儿的不少父母为子女包办‘娃娃亲’。十二三岁的小孩，有的才六七岁的小孩，当父母的就给他们订了婚，孩子不愿意就强迫。”

    “那孩子们还有心学习吗？”

    “都是农村的吧？农村就是太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