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回国几十年了，我只出过这一本书。”他翻了翻，书中夹着很多纸条，他拿出一张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这一本书，还要对许多地方修改后才拿得出去。……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书慢慢放到写字台上，用右手抚摸着，左手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堆码成一个硕大正方体的四摞书。

    他自己的书，薄薄的一本，薄得几乎没有厚度，手指透过书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质地低劣的封皮，软沓沓的，没有一点张力。

    老同学的书，厚厚实实的一垛，堂皇气派，精装封皮硬挺挺的，烫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书压得写字台要翻倾过来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压住自己那本薄书，好像这样才能维持这个大天平的平衡。

    书的对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过的道路。

    “当时我回国了，他没回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范书鸿感叹道。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大概是为着打破这不该有的静默，范书鸿又从书柜里抽出两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还有，就是这教科书了。我只是十几个编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

    又是两三秒钟沉默。听见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

    “您现在后悔吗——当初回国？”林虹轻声问。

    范书鸿看了看林虹，摇摇头：“已经走过的路，有什么后悔的？”

    “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呢？”

    “还是要选择回国的吧。”

    “为什么，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学术事业都耽误了？”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回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