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向南告了别，黄平平往家走。快到南池子大街的街口时，她又回转身站住，远远看见公共汽车驶到站，李向南提着行李上了车，车门一关，呜呜地很快驶入灯光浩瀚的天安门广场，远去了，消逝了，她这才一笑——笑自己这样张望——折转身回家。

    天安门广场夏日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色彩和韵味。它像个黄色的大灯笼，朦胧而温热。宁静，不是清淡透明的宁静，而是那种溶化了过多白日的喧闹后的一种黏稠混沌、隐隐带着嗡嗡声的不透明的宁静。

    进了胡同，黯淡的路灯光下，远远看见大姐黄春平（瘦高的个子，短发，细长的脖子，一看就是她）大姐夫曾立波正在院门外不远处歉疚不已地送别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两个儿子，十三岁的大海，十二岁的小海，跟在他们后面。小海怯怯地低着头。

    “我们没教育好，给学校和老师添麻烦了。”

    “还麻烦您跑一趟。今后一定好好教育他。”

    “我当班主任的有责任，咱们以后相互配合吧。”那个妇女显然是孩子的老师。

    “平平，回来了？”春平送走老师，看见黄平平打了个招呼。

    “怎么了，大姐？”

    “小海的班主任家访，小海在班里欺负女同学。”

    “你好好站着。吊儿郎当的，简直像个小阿飞。”曾立波冒火地指着低头原地溜达的小海吼叫着。小海哆嗦了一下，站住了。

    “好了，跟小姨进去吧。好好认个错，写个检讨，保证以后不再犯。”黄平平摸着小海的头说道。

    “不要。”春平说，“我们领着他到外面走走，找个地方谈谈。”

    “那让大海跟我一块儿回家吧。”

    “也不要，他最近学习一塌糊涂，马上就要考初中了，还不抓紧。也要和他谈谈。”

    “回家谈吧。”

    “家里太乱了。”

    “又是谁和谁吵呢？”

    “那就别说了。等你回去，‘节目’可能又变了。”春平说话总是那么细声慢气的，“平平，你准备明天开始管家？”

    “我起码管一两个月吧。二姐不是要陪着爸爸出国吗？”

    “唉，咱们家也够乱的，你怎么管啊？”

    “那让谁管？”

    春平想说什么，无奈地叹了口气：“好，那你先回家吧。”

    迎面惨淡的路灯光下是青灰色的砖墙，布着一片片苔藓；呆板寂寞的方形门洞黯黯的；两扇油漆斑驳的沉重木门老气横秋地半掩着。这是一种既沉闷窒人又嘈杂哄乱的家的气氛。这么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又怎么能不乱呢？拉出个人物表来，谁也会咋舌摇头的。

    大姐春平、大姐夫曾立波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现在都在建筑设计院工作，每天忙得连管儿子的时间都没有。

    大哥卫华，三十五岁，插过队，当过工人，上过工农兵大学，现在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教物理。大嫂赵世芬三十一岁，在饭馆开票。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

    二姐夏平，是个三十四岁的老姑娘。

    三姐秋平，三姐夫梁志祥，在外地插队后当了工人，刚调回北京，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二哥小华，二十九岁，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来，在工厂当工人。

    四姐冬平，二十七岁，外语学院刚毕业，在等待分配。

    她——黄平平，最小的一个。

    一家之长是七十多岁的父亲黄公愚，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

    还有，就是跟随他们家几十年的老保姆祁阿姨了。

    三代十六口人挤在一个小院生活，原本就嘈乱；前年母亲去世，又使这个大家庭失去了惟一能维系的中心，从此这个家就更显得败落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