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采一吨煤亏几十块，你们万山来干，有把握赚钱么？”

    庄群义说：“赚多赚少不敢说，总是能赚到的。”

    曹心立又问：“生产技术谁负责？”

    庄群义说：“生产技术由你们矿上的同志负责，只是得由我们聘。经营管理就全是我们的事了，我们负亏盈责任嘛。”

    曹心立认真想了想说：“这是不是说，你小小一个河西村把我们一个国营县团级大矿的经营权、管理权全拿走了？我们这些全民所有制的干部工人要替你们这些农民打工了？”庄群义平和客气地说：“曹老哥，不能这样讲的。你县团级国营大矿还是县团级国营大矿，该咋经营还咋经营；你们那些全民所有制干部工人还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工人，与我们河西村都没关系。我说的只限联采这一块，你们的干部工人不愿来应聘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从外地招聘嘛。”肖跃进对曹心立的话明显有情绪，一脸不快地说：“县团级国营大矿也好，全民所有制也好，饭总是要吃的，都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咱还有啥可骄傲的？！”曹心立冷冷地看了肖跃进一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骄傲的问题么？这是政策问题。如果我们违背了政策，决策不慎，干部工人闹起来怎么办？”肖跃进忍不住地说：“老书记，我也不怕你不高兴，坦率地说一句，我认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工人。如果真能让河西村的农民弟兄来教育一下我们的工人同志，我看没坏处。”

    曹心立说：“你这话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从来没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工人。”

    肖跃进说：“我的老书记，难道眼前的现实你还没看透么？正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的政策，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咱今天国营工矿企业的困局，也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素质的退化。你不想想，如果从一解放就不搞吃大锅饭那一套，谁还会理所当然地赖在国家怀里要吃要喝？”

    曹心立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都搞错了？”

    肖跃进说：“社会主义并没搞错，错的恰恰在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得按劳取酬。”曹心立说：“你还是错了。你说我们的工人同志现在赖在国家怀里要吃要喝，那我问你，我们工人同志当年创造的财富哪去了？不是都被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么？现在讲市场经济了，让我们背着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去和庄书记他们这些乡镇企业竞争，这合理吗？”肖跃进说：“这正是我下面想说的话。国家应该以某种形式把我们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还给我们的工人，比如，从企业的国有资产中扣除。”

    曹心立说：“这样一来，我们胜利矿的国有资产可能就是零。”

    肖跃进说：“那么，胜利矿的现有资产就是八千工人的，工人也就真正成了煤矿的主人。真能这样，我看胜利矿便有希望了。”

    曹心立不屑地说：“真这么干，我看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就没有国营企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该叫中华民国了。”

    肖跃进说：“老书记，我这是在和你讨论问题。胜利煤矿到这一步了，你我这种当家人还不该把问题往深处想想吗？”

    曹心立讥讽地说：“你肖矿长想得也太深了，我看能把问题想得这么深的人，都该到国务院去当总理，当个矿长真太屈材了。”

    肖跃进生气了，还想坚持说下去，庄群义却插上来道：“算了，算了，你们别争了，越争离题越远。这个联采方案你们再研究吧。我觉得对咱们双方都有好处，而且目前对你们的好处也许更大一些，至少比伸手问别人借钱强。”曹心立原倒是想向庄群义借钱的，听庄群义这以一说，便不好再开口了，只得说：“这事我和肖矿长，还有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请示市里以后再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