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干部们不那么一致了。两村的农民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矿内的炭场抢炭，穿着土染尿素口袋布服装的大队支书们却不愿管了。再后来，大队干部们也和落后社员同流合污，带队套着马车到矿上“借炭”，还“借”得理直气壮。田老三就公然说过：“这些炭本来就是我们地下的，我们借点用用理所当然。”

    事情就这么奇怪，庄群义们出力流汗淘炭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集体哄抢倒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了。从公社到县里，地方干部们都明里暗里护着田老三们，使得田老三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差没把胜利矿的大井架子扛走了。

    对此，庄群义很不以为然，从心里认为这样干太无赖，背地里总把田老三称做活土匪。还讥讽说，与其到矿上抢炭，倒不如拉起基干民兵，端起枪直接去抢银行了。对这类哄抢事件，庄群义一次也没参加过。

    庄群义有庄群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到了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情况又变了。河西、河东村都开起了小煤矿，乡镇企业走到了中国经济的前台，乡矿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为了争夺地下的煤炭资源，乡矿双方的官司一直打到市里、省里。后来，市里在请示省有关部门后，作了一条硬性规定：河东、河西的小煤矿只能开采海拔－180米以上的边角煤，主采区和深部煤田不准开采。河西的田老三、河东的田大道偏不管这一套，四处打洞子，把个胜利矿淘得个千疮百孔，为此还闹出了人命。有一次，田老三和两个井长下井去检查工作，正巧胜利矿那边放炮，煤壁炸穿，田老三当场死亡，两个井长重伤……

    庄群义就是在田老三死后出任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的。

    公正地说，新上任的庄群义一开始并不想沿着田老三的路子走下去，继续和胜利大矿争资源。然而，河西村的八座小煤矿已无一例外地扩张到了胜利矿的腹地，他已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了。他又看到河东村的村民在田大道的带领下，打通了大矿的巷道，把大矿的炭老往自己窑口拖，也就忍不住了，便也动起了手。干脆让会计带着现钞下井，当场给大矿的工人点票子，在二三百米的井下搞起了工农联盟。

    今天，胜利矿是完结了，河东、河西的15座小煤矿把胜利矿包围了，吞食了。河东村七座小煤矿的年产量达到了50万吨，河西村也达到了40万吨，而胜利大矿的年产量却只有20多万吨。随着胜利矿一起完结的，还有胜利矿工人那分天生的优越感。在河东、河西农民建起的小洋楼群面前，万山镇工人住宅区的平房显得那么破败。去年，当曹心立代表胜利矿开口向庄群义借钱时，庄群义心里真是感慨万分。想到当年因为田老三的缘故，没有到大矿去当工人，还生出了几分庆幸。

    庄群义承认，河东、河西村的农民弟兄能富起来，是占了胜利矿不少便宜，可庄群义心中还是能找到平衡的。那就是，这分便宜他不占，河东的田大道也会占，其他人也会占，那他为什么不占呢？既然大家都知道国有资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无主资产，他庄群义做一做这资产的主人，总比田大道这类人做这主人要好吧？至少他比田大道仁义，矿上揭不开锅时，总多少还能帮矿上一把。

    然而，庄群义不承认胜利矿是被农民弟兄的小煤矿挤倒的。

    庄群义和曹心立说过，胜利矿与其说是被谁挤倒的，不如说是病入膏肓，自己倒掉的。庄群义很形象地举了一个倒子，说这就好比去集上卖菜，我们农民弟兄自己挑着菜去卖，谁要想不付钱从我们手里拿走一棵菜，我们都不会答应。你们工人弟兄呢，要请人替你们挑着菜去卖，到了集上后，见到亲朋好友再送送人情，再好的买卖也得让你们闹砸了。

    为了不让工人弟兄的买卖彻底砸掉，更为了河西村万山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庄群义自打去年把60万元借给胜利矿后，就一直在琢磨，咋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