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这些都是迷
事，今天也许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宣扬了。那边邓丽君的音带刚运进大陆，这边的李谷一便开始大红大紫。当大洋那边台球桌旁进行的依然是一项百年沿袭的绅士运动时，这边的台球桌已经迅速铺到了穷乡僻壤，连哈拉努里灰尘扑扑的街道旁，小棚子下烤羊肉串的炉子边，都支上了歪着腿的台球桌；而围着台球桌转的，往往是一些叼着烟卷、光着膀子的“痞爷”。第一批拥有私人摩托车的人纷纷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第一批因炒股而成为百万富翁新星的人转瞬间一个个销声匿迹，第一批因资本运作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相继在香港落马，第一批下岗的老工人离退休的老干部茫茫然中仍然坚定地寄希望于那不变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同样不变的，是这样一些关键词：“金融街”“高速公路”“超市”“托福”“双规”“It”“IP”和“MM”“CEO”……人们时时都在惊喜、诧异、困惑、忐忑、焦虑之中，忙着适应这不断袭来的新变化，并且给自己给社会争取一份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谁要不能抓住这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赶紧变化，就会被这几乎再不会逆转的变化淘汰。在这严酷的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当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一个已然入狱了的“劳改犯”身上，我想这应该是谁都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有意地去“疏远”那位韩起科，那就是：当时我已经娶马桂花为妻了。
马桂花一直喜欢着韩起科。（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年代的十六七岁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恋”这样的说法。假如说，暗自喜欢，暗自崇敬，暗自关怀，暗自思念，也就是现如今说的“暗恋”，那么，我要坦率地说，当时还不满十七岁的马桂花一直在“暗恋”着同样还不满十七岁的韩起科。）虽然从当时的各种迹象来看，韩起科从来也没有把马桂花当作自己的什么人，从来也没对马桂花有过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冈古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俩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如果不是发生了纵火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俩日后是一定会成为两口子的。这几乎也是冈古拉大多数人的愿望。现在我把马桂花娶到了手，以我现在的身分和地位，不会有人认为不应该，不合理。也许更多的人会认为，在“韩起科之后”，由我来娶马桂花，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也是“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应该说，我娶马桂花是堂堂正正的，即便去见韩起科，我也没什么张不开嘴，说不出口，抬不起头的。但是……但是……说真的，自从娶了马桂花，我心态上总有那么一种“乘人之危”“夺人所爱”，不好意思再去见韩起科的感觉，特别是这两年，和马桂花一起生活得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和谐，甚至越来越生分，越来越疏离，别扭，我为此也越来越苦恼，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为此，我也在尽量回避再见到冈古拉的那些老朋友，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那段在冈古拉的生活。自然因此也就渐渐地淡化了要去看望韩起科的念头。即便时不时地也会偶尔地想起冈古拉，想起韩起科，那也只是一闪念的事情，也只是在计算，哦，他还在服刑，已经劳改多少年了，刑期还剩多少……
八九年都不肯见人，这一回却主动上门来求见。干吗？是来找我为他“平反”？不会的。他是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当时只判他十年刑，还是算“宽大”的了，还是基于当时他“未成年”，也因为内部有人帮他说话，为他斡旋，（在最后关口，高福海上下找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甚至那些被烧伤了的知青，也都为他向公检法部门递交了请求信，“希望从轻发落这个一时感情冲动的娃娃”。审判委员会合议该案时，也慎重考虑到了事情的发生，有它的特殊性，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