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这些畸变时，又会逼迫我们人发生什么变化……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要弄明白这一切，也许走近韩起科，恰是个关键。我想是这样的。而我真正再次见到韩起科，却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这一个星期，简直把我忙坏了。忙到完全无暇顾及这个“狗屁孩子”的地步。那天，韩起科走后，高福海立即跟我交办了几件事。第一，当然是有关那档“退伍军人事件”。他说这档子“狗屁事件”应该让它结束了。他已经下令“释放”了那二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并委托朱副场长去跟退伍军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并邀请那二位护送干部一起参加了学习和座谈。退伍军人们在学习后，纷纷表示要继承前辈先生产、后生活的光荣传统，扎根冈古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农场临时党委今明两年在丫儿塔荒原新开耕地五百公顷的宏伟战略设想。他第二天就让马桂花带我去跟退伍军人们直接照了面。让我在“实地考察”后，“据实”给上头正式写了个报告，转告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冈古拉一切趋于正常。请各级领导一百个放心。然后，他又让我立即去那个“高级中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中止了小分队在外头的一切活动，把小分队的全体人员撤回学校搞“总结”和“整顿”。这“整顿”说起来容易，但真做起来，真是举步维艰。这三几十小分队队员，这些狗屁孩子，在情绪上顶着牛哩。他们想不通。他们也不习惯坐下来老老实实让人“整顿”。你想啊，这两年多，这些狗屁孩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作为高福海依然派出的惟一代表，一会儿冲到这儿，一会儿又冲到那儿，执行着高福海交办的种种任务，总是在公众面前居高临下地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中，他们的心早就狂放得收不拢了。碍于“整顿令”是高福海亲自下达的，他们可以不公开对抗，但他们肯定也不会主动配合你的“整顿”。因此，不管你说什么、念叨什么，他们就是一个不吭气，一个个全灰头土脸地耷拉着个脑袋，就像是在枪口下被逼来参加追悼会似的。光是给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我和那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是上海支边青年，一位是天津知青，一位是省博物馆的下放干部），差不多就花了五个整天时间。这期间，也让马桂花难受着急得哭了好回鼻子。一直到前天，这帮家伙的态度才有所松动，我们几人才得以稍稍松下一口气，开始往下安排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这时，马桂花突然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她说有一点小事儿要跟我“汇报”，便把我叫到了门外边，低声告诉我，韩起科病了，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一下。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啊？！”这才想起，自己怎么把这么一档重要的事丢在脑后了呢？连连说了两声：“该死。真该死。”便在当天下午，放下手头一切急办和不急着办的事，赶往韩起科的住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