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还是来跟我们做对的？”他说道。
“啥做对嘛？我干吗要跟谁做对？我受组织委派，来这儿当校长……”
“是吗？”他冷冷一笑。“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说到这儿，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了四个字：“三、五、零、八。”然后又停顿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我问道：“还要我再多说啥吗？你在三五零八到底接受了什么任务？嗯？你到底是干啥来的？嗯？”他突然间提出“三五零八”，我不禁愣怔住了。果然有人给高福海通报“内部情况”。(那个电话！我一下想起了在高福海家时，那个突然从外头打给高福海的秘密电话！应该说，正是这个“秘密电话”完全改变了高福海对我的态度！)
是谁在给高福海通风报信？是谁在背后捅了我这一刀？
谁？！！
“不想跟我说点啥？”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用他那极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平静地追问。
“我要见高场长。”
“高场长让我来跟你谈。”
“我要跟高场长谈。”
“瞧不上我？”
“我要跟高场长谈！”我再次强调。
“那好吧……”他冷冷一笑道，“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待着吧。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我。我把这话给你撂这儿，你信不信吧：只要我不点头，就没人敢把你从这儿放出去。我可以不理不睬地让你在这儿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觉得让你待够了为止！哼，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实际上，你们也瞧不上高场长，更瞧不上我们这个冈古拉。这么些年来，你们总是在跟我们做对。跟我们过不去。嘿嘿……”他又冷笑了一下，“但，你们知道冈古拉到底是什么吗？你们知道，我们为冈古拉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吗？”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脸色一下变得十分苍白，眼神中的恼怒和委屈，再加上唇边的那一绺冷峻，使这一刻的他看起来几乎跟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青年”一样。
“你爱咋的咋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毙了！我等着哩。告诉你，韩起科，我还真不信你这个邪！”我用更大的嗓门，冲他嚷嚷了一句。这狗屁孩子的“蛮横”，还真激起了我天性中潜藏着那一股倔劲儿。
“那好。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说罢，一甩门，他走了。
但当门扇哐地一声响过后，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时，说实话，我真有些后悔了，为自己完全没必要的那种“置气”和“叫板”而后悔。我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叫啥板，置啥气呢？现在重要的是得赶紧设法让自己从当前这个被动局面中脱身出来。上边正急等着退伍军人的消息。如果因为我不能及时提供准确的消息，致使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置，整个局面万一再发生某种爆炸性的恶变，这种悔恨也许就会跟随我一生，折磨我一生……
我默默地望着挂在梁柱上的那盏马灯。在马灯幽暗的光影中默默地谴责着自己。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为自己活着的。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我又一直盼望着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冈古拉不是我向往中的理想的转换场所。但正如宋振和这小子说的，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但看来我基本上还没有适应眼前这个转换。我还是没有搞懂，或者说，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的转换总是要，也必须要伴随一种责任的转换和义务的转换，同时也要伴随一种代价的付出。(而且，这件事做到更深处，它还会必然和必须伴随一种人格和人性的变移和变异。这种深刻又痛苦的体认，则是要等过了许多年，摔过许多跤，碰过许多壁以后，才会慢慢累积成的。)其实，从向冈古拉走来的那第一刻起，我就应该明白，我再不能只为着自己而活着了，不能由着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