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他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而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复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地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像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像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词，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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