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昉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已而降敌吗？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

    “官人谬赞了。”王昉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昉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死战，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已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律疏议》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地去读、《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遍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平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一个人若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吗？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吗？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吗？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已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吗？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