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根据财政支出定总税额，分摊到州县；又按丁壮与财产定户等，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杂徭、各种杂税一律取消。大宋之所以不抑兼并，也与两税法有关。因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不需要抑制兼并。这也是大宋立国与唐初立国之异。”

    “然而，两税法中，百姓在交纳两税之后，是不需要再服任何徭役的！但国朝承五代之弊，两税之外，又有什么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要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论主户、客户，一体交纳，等于是两税之外，再征了一次人头税。百姓之负担，较之两税法，已经变重。特别无地的百姓更深受其害。但最为不堪者，却是交了两税与丁口之赋、杂变之赋以外，还要服差役！”

    “本朝差役，五花八门。有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的衙前，有掌管督催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等等……衙前丢失损害官物，要自己赔偿，经常赔得倾家荡产；里正、户长摧不来拖欠的户税，也要自己垫付，往往垫得卖妻卖女；至于什么承符、人力，什么弓手、壮丁，则常常要在农忙之时替官府做事，搞得田地荒芜，丰年都会欠收！王介甫看到了差役法之害，想推行免役法，却要收什么免役钱。在学生看来，王介甫是没弄明白，租庸调变成两税法后，本来就是不应当有差役的。他不去纠正五代以来的弊政，反而承认这些弊政。于是，两税等于租，杂变等于调，他的免税钱则等于租庸调之庸——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为均田制破坏了，杨炎才不得不改成两税法；可本朝不抑兼并，根本没什么均田制可言，这王介甫的‘租庸调’制，又怎么可能行得通？更可恨的是交了免役钱后，差役往往并不能免除。于是役法之祸更烈！本朝若真的想宽政为民，依学生之意，却应当尽废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让百姓一体免役，使两税之外无役税，这才是为百姓着想。但是本朝立都汴京，冗兵冗官，国库空虚，想要轻徭薄赋，毕竟也只能是空想。”

    “而陕西一路，百姓所受刻剥，更是国朝之最。尤其是役法，因为与西夏历年交兵，百姓被征发转运粮草，组织乡兵弓手，别处的百姓还可轮息，陕西百姓却几乎无一日可能息肩。兴水利，淤河为田，全是大工程，单靠官府出钱雇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若要征发百姓，百姓已经疲于奔命，实不堪再被驱使。为民谋利反而会变成了害民。故此陕西路最难者，是无钱可用，无人可使！”

    这无疑是很有见识的看法，石越原也不是毫无所见，只不过没有陈良想得这么清晰，这时听他说来，沉吟了一会儿，因试探性地问道：“子柔以为解散一部分乡兵弓手如何？”

    陈良摇了摇头，苦笑道：“那要朝廷的敕令，事关军国边防。”

    “沿边或者还需要弓手协助守卫，与西夏不接壤诸州县，要弓手何为？”

    “怕的是万一。而且此事亦非石帅可以决定。”

    厅中顿时陷入沉默当中。石越苦思良久，依然是没有半点法子。须知兴水利、淤河为田，充足的财力之外，更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但是陕西一路，早就变成了一个边防组织，百姓们在承担了沉重的赋税之外，还要被征发来替军队转运粮草军需，修筑城池要寨，还要组织民兵，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地区，要办大工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不顾百姓死活，强行征发，以蛮横的作风，为了“百姓的利益”反而去置百姓于水深火热当中；或者，从边防机器中来抽调人手搞建设，但是这种可能危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为，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

    “不管怎么样，知道了症结在哪里，便总能想到办法。”石越忽然笑道，“今晚我去见刘希道、范德孺，便可以好好和他们谈谈这件事。先把陕西路需要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