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