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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的一年-2
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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