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