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 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 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 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 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 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 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 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 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哇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 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 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 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 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隆，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隆，我说我 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 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 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 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 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 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 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 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 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四名以军兵士扑向 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 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 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 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 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 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镜头连按两张，3名 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 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 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 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