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传机、打孔机、英 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 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 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 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leavereally（你们 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 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 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 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 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 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 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 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 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 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 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 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 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 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 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 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 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 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 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 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 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 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 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 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 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 “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 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傣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 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 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 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场，撤离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