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 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 了”。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 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 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 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图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 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 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侃”出的一帮“女 朋友”。袁满是战争前夕惟一能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要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 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 娘子军是否也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 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 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 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 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 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 者价值的惟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