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