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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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