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也得有个转圜，“国藩今日乃带孝之身，老母并未安葬妥贴，怎忍离家出山，且亦将招致士林指责！”

    郭嵩焘心里冷笑不止，说：“大丈夫办事，岂可过于拘泥！况且墨绖从戎，古有明训。为保桑梓而出，为保孔孟之道而出，正大光明，何况又有皇上煌煌明谕，仁兄不必多虑，若你尚有不便之处，可由伯父出面，催促出山，家事付与诸弟。这样，上奉君命，下秉父训，名正言顺，谁敢再有烦言？且我听老九说，前几天有一江右山人，为伯母寻了一个极绝极妙之佳城，将保祐贵府大富大贵，又断定仁兄此番出山，乃步郭汾阳、裴相国之足迹，日后必定封侯拜相。看来事非偶然，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备。仁兄万勿再固小节而失大义，徒留千古遗恨！”

    翌日，郭嵩焘将昨夜的谈话禀告曾麟书。麟书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这几天又听说了陈敷的预言，俟郭嵩焘说完，立即满口答应。遂面谕国藩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恰好这时，张亮基又来一信，报告武昌失守的消息，再一次恳切敦请国藩出山晋省。于是，曾国藩将家事妥为安排，与四个弟弟分别各作一次长谈。六弟、九弟、满弟都要求大哥这次就带他们出去，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暂带国葆一人先去长沙，叮嘱国华、国荃且安心在家，不要轻举妄动，视局势的发展再定进止。然后，他来到腰里新屋，在母亲灵柩前焚烧已经誊抄尚未发出的“恳请在籍终制折”，并轻轻地对着母亲遗像说：“儿子不能尽人子之孝，庐墓三年了，为酬君恩，为兴家族，已决定墨绖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