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