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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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