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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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