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是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回京，当天由皇帝恭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次日在太庙、大高殿告祭。至于圆丘、社稷坛等处择日祭告。

    第四道上谕，是奉懿旨宣布慈禧太后明年春天谒陵。回銮的皇差还未办了，马上又需浩繁的供应，似乎说不过去。因此这道上谕，很费了瞿鸿矶一番心血：“銮舆播越，倏忽一载有余，当时祸乱猝乘，仓皇西幸，非常之变，至今实用痛心。每念宗社惊危，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循省多愆，易胜疚悚！兹幸安抵京师，克循旧物，理宜虔伸祀事，肃展微忱，除太庙、圜丘各坛殿，皇帝已定期告祭外；东陵西陵，理应亲行恭谒，以昭妥佑，而达明禋，着于来岁之春，敬谨诹吉，予率皇帝祗谒东陵，所有由京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并均着加意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及从行人员外，其余均毋庸随扈。我朝谒陵大典而外，如行围、阅伍，以及巡幸各行省、临视河工海塘诸役，列圣皆乘时顺动，常著勤劳，与古昔帝王巡狩省方，观民敷教之意，正相吻合，况现值时局艰难，尤宜不惮辛勤，躬览万方，用知庶务；嗣后亟应恪遵家法，勤举时巡，惟须轻舆减从，不致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若如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亿亦复浩大，其应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遵即会同悉心核议，具御请旨遵行。”

    紧接着第五道，是根据左都御史吕海寰的奏请，以各项捐输太重而颁发的恤民恩旨：“去岁以来，畿辅蹂躏特甚，各省亦多水旱之灾，小民困苦流离，朝廷时深悯念，前已明降谕旨，断不忍厚钦繁征，剥削元气。兹据该左都御史所奏各节，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如何筹捐之法，明白晓示，严禁绅董吏役蒙混中饱，借端需索，务除壅蔽，以通上下之情。总之于筹款之中，必以恤民为主，不准稍涉苛刻，扰累闾阎，以副朕视民如伤之至意。”

    第六道亦是由于吕海寰所奏，为了筹措赔款，新增的两项捐税，就屋、就地而征的房捐、亩捐，过于繁苛，降旨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体察，将筹捐办法，明白晓示，并严禁蒙混、中饱、勒索。

    第七道上谕最耐人寻味：“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礼部迅即咨行内务府镶红旗满洲浙江巡抚查明申复。”

    自从联军入京，指斥朝贵的舆论，已不能再加压制，所以七月间冤死菜市口的五大臣，被称“五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都是浙江人，合称为“浙江三忠”。昭雪五忠，早在上年十二月间，即有明诏，但亦仅止于开复原官而已。

    原官既已开复，则大臣身死，照例应有恤典，可是上谕很难措词，当初是“明正典刑”，此时便不得谓之为“慷慨捐躯”。但如无恩恤，士论不平，迫不得已只好出以这种暗示将加恩五大臣的子孙，以慰忠魂的方式。

    就这样打点得面面俱到，慈禧太后方于十一月二十八进入回銮的最后一程。从保定到京城，坐火车不过三个多钟头的途程，所以这启跸极其从容，上午八点钟上车，午刻便已到达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

    车站已临时搭了一个极大的席篷，即是巡幸途中供御驾稍憩的所谓“黄幄”，不过张灯结彩，踵事增华。里面尤其讲究，陈设由古玩铺承包，佳瓷名画，只摆一天的工夫，便须花上好几万银子，当然商人到手，最多三成而已。

    这一列车，共计挂了三十多个车厢，除了太后、皇帝、皇后、妃嫔、随扈大臣的座车以外，大部分车厢装的是慈禧太后的行李，亦就是各省进贡的珍异方物。花车进站停住，迎驾的百官，早已沿着两旁跪好，也有许多洋人，含笑在看热闹。早就到了马家堡在照料的内务府大臣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