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