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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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