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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洋场(4-2)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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