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后宫行辕。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两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新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怕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左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他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慕，就瞒不住了。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厂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厂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顾问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