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浏览了一遍，这是他从关岛到威克岛的长途飞行中写的。象他过去给罗达写的那些情书一样，这封信使他局促不安。这封信里面没有多少爱情，大部分是他对一向过的生活所做的理智而精确的叙述。经过马尼拉和关岛两地的逗留，他和这个英国姑娘的整个关系——说是风流韵事也好，调情逗趣也好，谈情说爱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过时、那么生疏、那么虚幻渺茫了！帕米拉是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但是有些古怪。她的古怪的最好证明，就是狂热地钟情于他，一个头发斑白的美国海军老兵。他们邂逅相逢了好几次。尽管他严肃持重，在莫斯科那最后的动乱的几小时，她还是在他心里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以致在“加利福尼亚号”的任命所引起的洋洋自得中，他尽情地盼望着新的生活，简直把它当成真的了。而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加利福尼亚号”、帕米拉、太平洋舰队、美国的荣誉，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文明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一声敲门；是中国女仆的声音：“您的制服，上校。”

    “谢谢，啊，熨得太好了。我很满意。”

    他没把信撕掉。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信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这种情形既尴尬又可笑，再说别的话也没用。他把信塞到衣袋里。在到海军

    基地的路上经过一个邮箱，他停下来把信投了进去。邮箱“当”的一响，对维克多?亨利上校来说，这真是凄惨的日子里凄惨的一声啊。

    更凄惨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号”去的旅程。发出恶臭的水面上盖着一层黑油，以致汽艇连水波都搅不起来，只是在烟雾中粘粘滑滑地突突响着，象破冰船那样从水面上漂浮的乌黑破烂的垃圾堆中撞过去。汽艇从整个战舰行列前面经过，因为“加利福尼亚号”泊在紧靠水道入口的地方。一艘接着一艘，帕格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他非常熟悉的庞大的灰色船只——他曾经在其中几艘上服务过——都是烟熏火燎，炸得支离破碎，或者船头下沉，或者船尾水淹，有的沉到水底，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船底朝天。他感到悲痛万分。他是个战舰派。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拒绝了进航空学校。在他看来，海军航空兵干侦察、轰炸支援以及鱼雷攻击都很好，但是不能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他曾经和那些飞行员争论过，他认为战争一发生，皮儿薄薄的航空母舰只有离战场远远的，忙于互相轰炸和机群混战，而装备大炮的战舰则可以猛烈格斗以争夺制海权。那些飞行员断言只消一颗空投炸弹或鱼雷就能击沉一艘战列舰。他反唇相讥说，十六英寸厚的装甲跟瓷器绝对不一样，而且有一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驾着一只洋铁皮小飞机的驾驶员恐怕也难于击中目标。

    他玩橄榄球的经验加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保守成分。在他看来，航空母舰就好比那种好出风头的球队，拥有一批爱玩花招的带球的人，咋咋唬唬传球的人；而战舰呢，则是那种扎扎实实的进攻性球队，黑压压的一堆人一下子冲过防线。这些顽强的寸土必争的人往往取胜。他这辈子一直抱着这种错误的想法。在自己这一行的关键性判断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于汽艇旁边经过的这些惨遭屠戮的庞大恐龙，别的战舰派或许还能找出些辩解的借口。但是对于帕格?亨利，事实不容争辩。每一艘军舰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械奇迹，都是象女人手表一样精巧制成的浮动的庞然大物，能够把一座城市轰成齑粉。这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攻其不备，那些小小的洋铁皮飞机就能把它们收拾掉。证据就在他的眼前。二十年来的争论已经结束了。

    夕阳把玫瑰色的光芒照在倾斜的“加利福尼亚号”的上层结构上。它向左舷倾斜了七度左右，抽水机有节奏地响着，喷出一股股又浓又臭的污水。汽艇靠上舷梯的时候，这垛布满了一道道烟痕、给火烧成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