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心置腹的人对我没有伤害——”

    “梅——我知道约塞米蒂对你——对我影响有多大——”

    “好了，亲爱的，我提起这些话不是要折磨你的心灵。我们两人都是好意。我想，刚才我是试图使你陷入困境。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必须学些心理学课程来了解自己——”

    “我母亲并不恨你，梅——那不是她的做法——”

    “我心爱的人，威利，”梅以稍带疲惫和尖锐的口气说，“你母亲对我的看法我了解得非常非常清楚，咱们别谈这个了。”

    他们又谈了一些，但谈得不多。她陪着他一起走到门口，深情地吻着他。“你同以前一样非常非常好看。”她低声说。

    “梅，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多保重。”他按响了电梯铃。她站在门口看着他。当一个穿衬衫的黑人打开电梯门时，她突然说道：“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肯定能。我明天再跟你谈。晚安。”

    “再见，威利。”

    第二天他没给她打电话，又过一天也没打，再过一天仍然没打。他跟母亲一起去看日戏，跟母亲去吃饭，晚上又跟母亲去看演出，跟母亲去走亲戚。当基思太太催促他自己出门时，他竟闷闷不乐地拒绝出门去。一天下午，他去了哥伦比亚，独自穿过弗纳尔德楼。一脸稚气的穿着咔叽布制服的海军军官学校学员们不停地向他敬礼，开始他很得意，后来就感到抑郁了。休息厅没有什么变化。这儿是那张皮制长沙发，他曾坐在上面向他父亲讲述他记了48次过的事情；那儿是公用电话间，他在里面给梅打过一百次电话——总是这样，外面是没耐心的军校学员不时地敲着门，里面是一个剪着海军头的小学员对着话筒低声哼唱着，咯咯地笑着。静止的逝去的时光悬在空中。威利急急忙忙走出大楼——刚下午3点左右，阴天，有风，他母亲在两三个小时内到不了餐馆——于是他走进了百老汇大街一家昏暗、简陋、空无一人的酒吧，很快喝完了四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仅仅使他稍稍有点眩晕。

    他舅舅劳埃德要在第21街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劳埃德当平民时是个银行家，现在是陆军公共信息部门的上校，他喜欢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时的经历。他对哗变的事态度非常严厉。他花了很长时间给威利讲述一些事情，证明他在炮兵时碰到过比奎格坏得多的指挥官，而他自己的行为始终表现出真正的军人的忍耐和忠诚。很明显他不赞同威利的做法，并且认为威利的问题很严重，很麻烦。基思太太一定要他答应帮帮她儿子，可是劳埃德舅舅只说他会同他海军中的朋友谈谈，看看最好的法律程序是什么。

    “威利，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军法审判你，”他说，“如果另外那个同伙，马里克这个同伙，能被宣判无罪，我想这事就可以了结了。我希望现在你已经吸取教训了。战争可不是品那汤色粉红的茶。如果你不能是好是歹一起承受，那么，你对处于危急关头的国家是毫无价值的。”说完这一席话后他就离开餐馆回华盛顿了。他在那里的肖姆有一套房间。

    星期六晚上，威利在房间里穿礼服准备去听歌剧。他无意中看了看手表，知道再过12小时他将乘飞机回到“凯恩号”和军事法庭上。他伸出一只像留声机唱头一样僵硬的胳膊在周围晃动了晃动，拿起了电话。他拨通了伍德利旅馆。

    “梅吗？你好吗？我是威利。”

    “喂，亲爱的！我以为你不会来电话了——”

    “你的感冒好些了吗？”

    “全好了。我身体状况很好。”

    “明天早上我要回部队了。我想跟你谈谈。”

    “晚上我要演出。威利——”

    “我可以去俱乐部吗？”

    “当然可以。”

    “大约午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