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丈夫外遇的可怜玛西雅；在511号房的时候，海伦要给阿曼达1万美元，条件是阿曼达不能再见艾瑞克，这段对话使卡莉从浴室里走出来，仔细瞧着阿曼达困惑的脸。“当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会拿。”

    不久之后，我们所打扫的观光客房间，开始渐渐跟肥皂剧里的高级装潢融合在一起。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里只有舒适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着被浪漫的邂逅填满。然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我们只是两个闯入者，被迫要为自己的出现付出代价——背痛和永远只能干瞪眼的份儿。旅馆里有太多镜子，不断映照出一个身影，她的样子就像推着破旧超市购物车在马路上蹒跚前进的人：邋遢，穿着大了两号的潮湿旅馆马球衫，汗从她下巴淌下来，宛如口水一般。当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时吃午餐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发现，原来她一直放在清洁车上的那袋干瘪热狗卷，并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顿时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于有电视，再加上身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没有什么资格打开话题，因此我对卡莉所知不多，只晓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时她都慢慢移动，低声抱怨着关节痛之类的，但这点也许会使她失去工作。因为年轻的外籍房务人员（来自波兰和萨尔瓦多）都会在下午2:00把房间打扫完，而卡莉则拖到6:00才做完。她说，反正我们是领时薪的，实在没必要这么急。然而管理阶层已经雇来一名女子，进行工作效率评估之类的工作，而且据说以后可能会改成以打扫的房间数来计算薪水。她也对于种种不尊重她的小动作感到耿耿于怀，而且不只是管理阶层这么对待她。“他们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她如此形容旅馆住客；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除非房间里有东西被偷了，“这会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你”。我们并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维修人员制服的白人男子走过，卡莉出声叫他。“嘿，”她语气很友善：“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潘。”他说，人已经背朝我们走开。“这一点都不好笑。”卡莉说，她转头看我。“那根本不

    算回答，为什么他要开这种玩笑？”我大胆回答说他是在摆架子，于是她点点头，仿佛这是医生做的诊断：“对，他是在摆架子。”

    “也许他今天很不顺。”我继续多说点，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替白种人辩护，而是从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伤。

    我在下午3:30要求下班，此时另一名房务人员对我提出忠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人能一面在杰瑞餐厅当服务生一面还当房务员，“一个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你已经不是小伙子了”。我把这项有帮助的信息记在心里，然后冲回第46号拖车屋。我吞下四颗雅维（advil，这次的止痛药名），冲澡，弯着身体挤进淋浴间，努力让自己稳定下来，迎战即将来临的另一轮工作。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意思是，一名劳工得做一些事情让她能再度进行劳动。虽然我想一气呵成地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杰瑞餐厅规定要穿的那条裤子却成了意外阻碍。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时候，那件裤子在40瓦的灯泡下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在白天的阳光下，我才发现它上面都是沙拉酱弄的污渍。结果两份工作之间大约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几乎都在试图用海绵除去裤子上的食物斑，然后把裤子摊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干。

    若我能灌下足够的咖啡，又不对乔治越来越糟的状况

    耿耿于怀，理论上我应该能同时做好这两份工作。被怀疑偷窃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我们快活的会话课仍持续进行。但他最近来上班都显得无精打采，胡子也没刮。跟我担心的一样，今晚他看起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