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policyinstitute）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1998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最后，为求安心，我设下一些底线，以免我遇到的考验超乎我的承受能力。第一，我一定要有车子。在西屿我是开自己的车，在其他城市则利用租车服务，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这笔费用。没错，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