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数据统计中，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最低工资标准，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即便他们找到工作，甚至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

    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同美国一样，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1/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低于欧盟的“体面”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的人来说，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拿着低薪资、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

    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艾伦瑞克发现，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在英国，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限制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有“住房补助法案”，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住房补助法案”，但是正是这个法案，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现在，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10英磅的最低时薪挣扎求生，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工作家庭税收津贴”。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

    然而，芭芭拉·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清洁住房和办公室，在餐厅工作，在商店服务。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最低，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报酬越好，这些服务也就越少。如果最低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啊”，经济学家们就会说，“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但是，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

    30年前，我曾经去过伦敦旅行，做过那些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看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浪费人们的才能，而且还是艰辛、劳累、无趣和低薪资的。我曾写过一本名为《一种工作人生》（aworkinglife）的书，讲述了我先后一系列的工作经历，从一家位于阳光港口的肥皂厂、一家里昂蛋糕厂、一家位于伯明翰的汽车配件厂、一家医院，再到其他地方。自此以后，英国爆发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地震，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占工薪阶层总数2/3的人群上升到了白领阶层，过上了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随之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机会。举例来说，在1971年，7个人当中有1个人上过大学，现在是3个人当中就有1个。但是仍有30%的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