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塔与克里斯特——尽管心不甘情不愿——成了《千禧年》的临时编辑秘书，而莫妮卡则是唯一有空采访的记者。工作量的增加导致玛琳必须与几名自由撰稿人签约，以准备未来几期的文章。代价昂贵，但别无选择。

    布隆维斯特在黄色便利贴上记了一笔，提醒自己记得去和达格家人讨论书的版权问题。他的双亲住在厄勒布鲁，也是他仅有的继承人。其实以达格的名义出书并不需要获得许可，但他还是想去见见他们，征求他们的同意。因为事情太多，造访的时间一拖再拖，现在也该去处理了。

    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细节。有些是关于文章中的莎兰德该如何呈现，要作出最后决定，就得亲自和她谈一谈，请她允许他说出实情，或至少部分实情。但他无法找她谈，因为她已被捕，禁止会客。

    在这方面，他妹妹也帮不上忙。她一板一眼地照规矩来，并无意充当布隆维斯特的中间人。而且除了提到他们对她有所隐瞒，她需要帮助之外，安妮卡也从未将她与当事人之间说过的话告诉他。这很令人沮丧，但又非常正确。因此布隆维斯特完全不知道莎兰德是否披露了前任监护人强暴过她、她在监护人腹部刺了一段骇人词句作为报复等等事件。只要安妮卡没有提及此事，他也不能提。

    然而莎兰德被隔离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是电脑高手，也是黑客，布隆维斯特知情，安妮卡却不然。布隆维斯特曾答应莎兰德绝不泄漏此秘密，也一直遵守承诺。但现在他非常需要她这方面的专长。

    无论如何他都得想办法与她联系。

    他叹了口气，再次打开欧森的活页夹。里面有一张护照申请表复印件，申请人名叫伊德里斯·吉第，出生于一九五〇年，是个留着山羊胡、橄榄肤色、黑发但两鬓灰白的男人。

    此人是库尔德族人，来自伊拉克的难民。欧森挖出关于吉第的资料远多于其他医院工作人员。吉第似乎曾一度引发媒体瞩目，出现在几篇文章中。

    他出生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机械系毕业，七十年代参与过“经济大跃进”，一九八四年进入摩苏尔的建筑技术学院任教。据了解，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他是库尔德族人，所以在萨达姆·侯赛因当政的伊拉克是潜在的罪犯。一九八七年，吉第的父亲被怀疑是库尔德族的激进分子而遭到逮捕，没有其他详情，只知道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被处决。两个月后，伊拉克秘密警察抓到吉第，送往摩苏尔郊外一座监狱，接着进行十一个月的严刑逼供。吉第始终不知道他们要他供出什么，所以拷问持续不断。

    一九八九年三月，吉第的叔叔付了相当于五万克朗的金额给当地复兴党领袖，以弥补吉第对伊拉克全国造成的伤害。两天后，他被释放并交由叔叔监管。当时他体重只有三十九公斤，无法走路，因为在释放他之前，狱方用长柄大槌重击他的左臀，以警告他将来不得再犯错。

    他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星期，后来开始慢慢康复，叔叔便带他到一座远离摩苏尔的农场，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终于恢复元气也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只不过永远无法完全复原。问题是：将来要做什么呢？八月，他的两个兄弟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们。当叔叔听说萨达姆·侯赛因的警察又再次搜索吉第，便以三万克朗的代价安排让他越过边界进入土耳其，再以伪造护照进入欧洲。

    吉第很快便发现拥有高学历与建筑技师的经验毫无用处。他当过报童、洗碗工、门房、出租车司机。他喜欢开出租车，只不过有两个缺点。一是他对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不熟，一是他只要静坐超过一小时，屁股就会痛得受不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他搬到哥德堡，因为有个远亲看他可怜，便给他介绍了一份办公室清洁公司的固定工作。他只是兼职，在与该公司签约的索格恩斯卡医院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