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部分资金。这名年轻人便是通过该组织获得“小组”的注意与网罗。

    他名叫古纳·毕约克。

    札拉千科实在太走运了，一九七六年选举日那天走进马尔姆警局寻求庇护时，受理人刚好是这个叫毕约克的年轻警官，他当时是移民组的主管，而且已经和最高秘密组织牵上线。

    毕约克马上意识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断谈话，并将这个叛逃者安置在大陆饭店的房间内。毕约克紧急通报的人是古尔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组那个有名无实的上司。他打电话时，投票站刚刚关闭，所有迹象都显示帕尔梅输定了。古尔博也刚回到家，正在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听到年轻警官的激动陈述，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他开车到大陆饭店——距离他今天待的房间不到两百五十米远——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尔博的一生起了巨变。“机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随即察觉到有必要为这名叛逃者建立一个新架构。

    他决定将毕约克纳入“札拉千科小组”。这是合理的决定，因为毕约克已经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纳入总比冒着风险将他排除在外的好。于是毕约克从移民组调到东毛姆警局的一间办公室里。

    在接下来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中，古尔博打一开始就决定只告诉国安局的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大致了解“小组”活动的秘书长。秘书长将消息压了几天后，向古尔博解释说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报告国安局局长，政府也必须知情。

    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有一个“特别分析小组”，至于“小组”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刚上任，负责收拾一般称为“资讯局事件”的残局，而且已准备在警界平步青云。秘书长曾私下告诉局长，说“小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单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业程序，外人也不得质疑。只要问题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这位局长便从来不问，相当于默许了。他接受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特别分析小组”的玩意，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过问。

    古尔博满意地接受了现况。他下令要求绝对保密，就连国安局局长在办公室谈论此事也得特别谨慎。局长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组”来处置札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当然无须告知。由于政局变天，新任首相费尔丁忙得团团转，整个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长以及与其他保守党派协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局长才带着古尔博开车到首相办公室所在地罗森巴特，向新任首相报告。古尔博根本不赞成告诉政府，但局长坚持立场——若不向首相报告，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古尔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说服首相别让札拉千科的相关消息泄漏出他的办公室，他坚称没有必要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知情。

    苏联一名重要的情报分子向瑞典寻求庇护，这让费尔丁十分心烦，便开始说起为了公平起见，他必须与联合政府另外两党党魁商议。古尔博早就料到首相会反对，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声解释，如果首相这么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辞职。这个威胁让费尔丁的心迟疑了起来，古尔博的意思是万一消息外泄，俄国派出暗杀小队来解决札拉千科，首相必须负全责。假如负责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认为非辞职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为首相的政治灾难。

    费尔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应允。他批准由“小组”负责札拉千科的安全并进行盘问，也下令有关札拉千科的消息不能传出首相办公室，这道命令立刻归入机密档案。费尔丁签下命令不只证明他知情，也限制他与任何人讨论。简单地说，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抛到一旁去。但费尔丁要求让他办公室的一个人知情，一个由他特别挑选的内阁成员。此人将负责联系那个叛逃者的相关事宜。古尔博勉强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