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

    温纳斯壮的失败在秘密警察圈中引发一连串的窘境。如果国防参谋总部的上校能为俄国工作——他同时也是核子武器与国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顾问——那么秘密警察当中可能也有俄国派来的同样高级别的干员。谁能保证“公司”里的高层与中级主管不是在为俄国人工作？简单地说，谁来负责暗中监控间谍？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尔博奉命去和国安局副局长汉斯·威廉·弗朗克开会，与会者还有两名“公司”高层：秘书长和预算主任。会议结束前，古尔博已被任命为某一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部门名称叫“特别小组”，简称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改名为“分析小组”，简称SA。几分钟后，预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组织最后定名为“特别分析小组”，简称SSA，平常就叫“小组”，以区别代表整个秘密警察局的“单位”或“公司”等称呼。

    “小组”是弗朗克的点子，他称之为“最后防线”。一个在“公司”里占有战略地位却隐形的极机密单位。所有文件，包括预算备忘录，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渗透。而其任务便是监控国家安全。弗朗克有权做这样的事。他需要预算主任与秘书长来建立这个隐形结构，但他们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与敌人交战数十回的战友。

    第一年，“小组”成员包括古尔博和三名精挑细选的同事。接下来的十年间，人数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两名老派的行政秘书，其余则都是专业间谍猎人。组织结构只有两个层级，古尔博是组长，通常每天都会和每个组员会面，组里重视效率更甚于背景。

    形式上，国安局秘书长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尔博的上司，他得每个月上交报告给他们，但实际上他被赋予的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独特职位。他——而且只有他——能决定将秘密警察的顶头上司放到显微镜下检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将维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启动调查，或是进行电话监听，而无须作任何解释，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他效法的对象是在美国中情局扮演类似角色的传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顿，而且两人也有私交。

    “小组”成了“单位”内部一个微型组织——不属于、平行且凌驾于国安局其他部门。这也产生了地理位置的影响。“小组”的办公室在国王岛，但为了安全考虑，几乎整个团队都从总局搬到东毛姆区一间有十一个房间的公寓里。该公寓已悄悄改造为防御式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驻守，因为忠心耿耿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处的两个房间里。她是个难能可贵的同事，深得古尔博的信任。

    在组织里，古尔博与手下雇员皆是不见天日——他们的资金由一笔专款供应，但隶属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国安局正式架构中却完全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任务是处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务，就连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岁，古尔博已经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动无须向任何人报备，并可以对任何人启动调查。

    古尔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组”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敏感的单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书面记录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兰德签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拨款给“特别分析小组”，因为其任务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会议中，国安局副局长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质类似的事，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盖上了“极机密”章，归入国安局的特殊机密档案。

    首相的签字代表“小组”已是合法机构，第一年的预算为五万两千克朗。古尔博心想，预算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