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此各自为政。这是古尔博最后负责的任务之一。一星期后，他到达退休年龄，便移交给他钦定的接班人克林顿。此后，古尔博只在特别敏感的事件中担任顾问。他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年，几乎每天都进“小组”工作，但分派给他的任务愈来愈少，他也就逐渐淡出。接着他回到家乡拉赫尔姆，在那儿找事做，起初还经常上斯德哥尔摩，后来次数逐渐减少，最后压根不来了。

    在看见札拉千科的女儿出现在每个新闻广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经好几个月连想都没想到他。

    古尔博既惊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发展。毕尔曼担任莎兰德的监护人当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么会浮上台面？莎兰德很明显是精神错乱，杀死这些人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会牵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儿迟早会被捕，到时一切都完了。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并认为该是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了。

    “小组”面临了自从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札拉千科拖行着进入厕所。现在有了拐杖，他便能到处走动。星期日这天，他强迫自己做一点短暂而剧烈的训练。下巴依旧疼痛难当，所以只能吃流质食物，不过已经可以下床开始活动。装了这么久的假肢，他很快就习惯拄拐杖。他试着在移动时不发出声响，并在床边来来回回地练习。每当右脚着地，整只腿立刻一阵剧痛。

    他咬紧牙根，想着女儿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测出她就住在右手边走廊过去第二间病房。

    夜班护士已经离开十分钟，凌晨两点，万籁俱寂。札拉千科费力地起身，摸索着拐杖。他走到门边倾听，没有声响，于是拉开门，走上廊道，听见护理站传来微弱的音乐声。他走向走廊的尽头，推开门，看了看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再沿着走廊往回走，来到女儿房门口停下，拄着拐杖站立片刻，竖耳聆听。

    莎兰德听到一个摩擦声，随即睁开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着什么东西。有一会儿寂静无声，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又听到同样的声音逐渐离去。她开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头。

    她感觉被锁在床上。护颈底下的皮肤好痒。她顿时有一股强大的欲望想移动，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又跌回枕头上。

    她用手摸了摸护颈，找到固定的纽扣，便打开纽扣，将护颈丢在地上，呼吸立刻顺畅许多。

    现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决的力气。

    她勉强撑起身子，扭开夜灯，往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