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des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