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