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