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他不敢用手划水，生怕把皮筏弄丢。

    “一个老人把我从河里捞起来，用牦牛毛毯包住。”阿斯兰回忆说，“我那时还在发抖，不停地哭。他问我为什么要过河，我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

    “不要怕。”老人安慰着阿斯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回家的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尊敬你。”他在阿斯兰手中塞了两张皱皱的卢比纸钞，然后牵着他的手走到去克伯卢的路上，再把他交到另一位能陪他一程的长者手上。就这样，阿斯兰在胡歇艾下游河谷得到了许多人的陪伴，每个陪他一程的人都捐了些钱给他。

    “大家都对我很好，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阿斯兰回忆说，“我很快进了克伯卢的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尽可能用功读书。”

    克伯卢是阿斯兰见过的最大的城镇，学生都很都市化，总有人嘲笑他的外表。“我穿着牦牛皮做的鞋子、羊毛织的衣服，而其他学生都穿着很好的校服。”

    同情他的老师们凑钱帮他买了自衬衫、酒红色毛衣和黑色长裤。阿斯兰每天穿着校服上学，晚上就尽可能把衣服洗干净。一年后，他回到家中时，老人的话应验了。

    “我走回山上的时候，”阿斯兰说，“整个人干干净净，穿着校服，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说我变得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尊敬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须好好表现，才当得起那样的尊敬。”

    1996年，阿斯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政府给他提供了一份公职。但阿斯兰决定回到胡歇艾河谷的家，父亲去世后，他就承担起了村长的职责。“我见过山下人的生活，我相信改善村民的生活是我的责任。”阿斯兰说。

    阿斯兰说服当初给他提供职位的政府官员，开辟了一条直通胡歇艾河谷的道路。他不断跟政府申请经费，把一间通风良好的农舍改成小学，大约能容纳二十五名男学生。但要说服村民把孩子送来读书却并不容易，他们宁愿让孩子到田里帮忙。阿斯兰总会在路上被村民拦住，他们低声说愿意送给他奶油和面粉，只要他们的儿子可以不上学。

    等到阿斯兰自己的孩子已届学龄，他意识到要想让孩子们都受教育，他必须找人帮忙。“我被祝福过九次。”阿斯兰说，“我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女儿夏奇拉最聪明。村里没有地方让她受教育，而她年纪又太小，还不能送走。多年来曾有几千名登山者经过我们村庄，但从没有人伸出援手帮助我们的孩子。后来我听说有个高大的‘安格瑞兹’在巴尔蒂斯坦各地盖学校，而且同时欢迎男孩和女孩，我便决定去找他。”

    1997年春天，阿斯兰坐了两天的吉普车来到斯卡都的印度饭店，想见摩顿森。但饭店里的人告诉他，摩顿森到布劳渡河谷去了，可能要好几个星期才会回来。“我留了一封信给这个‘安格瑞兹’，邀请他到我们村子来。”阿斯兰说，“但是我并没有收到回信。”

    1998年6月的某一天，阿斯兰在胡歇艾的家中，听到一位吉普车司机说那个“安格瑞兹”就在可安村，离他们只隔几个村庄的距离。

    “那个春天我再度回到可安村，”摩顿森说，“打算召开一个‘吉尔嘎’，也就是‘大会’，让大家推翻将宗帕的提议，这样我才能在那里建学校。”

    将宗帕一直想盖一间属于自己的登山学校，处处排挤摩顿森的建校计划，甚至突发奇想，联络了当地警察，指称摩顿森在边界地区进行情报活动。阿斯兰开着借来的吉普车抵达时，摩顿森正努力说服非要他交出护照检查的警察。阿斯兰便向他自我介绍。

    “我是胡歇艾村的村长，已经找您一年了。”阿斯兰还记得当时说过的话，“晚上请您一定要到胡歇艾村来，参加我们的茶会。”摩顿森不喜欢可安村，虽然不至于像第一次到可安村时那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