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明旨给予皇后打探光绪帝与嫔妃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太后的权力。

    十一月初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六十余人。

    十一月初三，帝党重要成员、珍妃兄长志锐被调离京城，做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珍妃另一位兄长志锜则因牵涉裕宽案逃亡上海。

    帝党当然不甘示弱，珍妃虽然卖官，毕竟是帝党成员。十二月，帝党成员纷纷上书，要求恢复珍妃的妃位。为了激起光绪帝的反抗之心，帝党成员甚至对光绪帝说：“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

    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很快传开。本已收手的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前方甲午战争，后方党派纷争，国事一败涂地，真是不亦乐乎。

    光绪二十一年，慈禧太后总算消了气，十月十五日（12月1日），她重新恢复了珍妃姐妹的妃子名位。然而这个仇，却是从此结得大了。

    光绪帝的桃花运极其糟糕，他初选后妃时最后入围的五名秀女都没有丝毫母仪天下的资格。太后侄女当然不是好妻子，珍妃卖官之举也足以证明她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就连当初光绪帝曾一见钟情的德馨之女也如此——这对姐妹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姐妹俩也学得风流浪荡，热衷看情戏还与戏子们眉来眼去，若是当真选进了宫中做了后妃，光绪帝头上的帽子恐怕就要有点发绿了。

    光绪帝本人也并不具备皇帝应有的资质。依顺珍妃卖官是一例，他还曾经应珍妃之请，动用近万颗上等珍珠为珍妃串制披肩，其本人虽然节俭，但在宠妃身上花起钱来可真是不含糊。据说珍妃曾经问光绪帝：“你这样宠我，不怕别人妒恨吗？”初初亲政的光绪帝笑曰：“我是皇帝，谁敢说我半个不字？谁敢不听我的？”

    光绪帝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由于甲午大败，原本对儒家书典信服无比的光绪帝转而恨透了典籍，认为国事皆败于此。恰在此时，以康有为居首的举人们反对《马关条约》，“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康有为成为政治新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平心而论，光绪帝与变法书生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整个变法过程却过急，激进得超过了极端的程度。他和康有为似乎当真认定只要是皇帝，谁就都得听他的。

    在短短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书生的鼓动下，一连发了二百多道谕旨，似乎想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将两千年的封建王国立马变成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这些计划可行不可行。且不说看起来似乎必要的裁撤机关之类得罪官员，另一些实在毫无必要的变革更将举国上下都得罪了个七七八八。

    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下令将所有的寺庙道观祠堂改为学校，连出家人和略有宗族意识的民众都得罪完了。

    再如废八股科举，得罪了天下所有一辈子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数不清的读书人因此自杀寻死，数不清的出身科场的读书人切齿痛恨。科举制度是清入关之后为笼络汉族读书人的选择，甚至还规定进士前三甲一定出自汉族书生，因此巩固了王朝的统治，很多读书人为了求得功名，也就此放下了民族之争。如今既然没了仕途出身之路，满汉之分的老帐又开始算了起来，清王朝的统治越发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光绪帝还急于起草宪法，建立“制度局”，实际上就是想要重新成立一个新政府，将后党的所有势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