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分，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