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等等，等等。

    我很同情他的痛苦。我对父亲和卡尔-伊凡内奇几乎是同样敬爱的，一想到他们互不理解，心里就很难过：我又回到角落里跪下，考虑怎样才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

    卡尔-伊凡内奇回到教室以后，吩咐我站起来，准备默写的练习本。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就威严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用一种仿佛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开始口授：“Vonal-lenLei-den一schaf-tendiegrau-samsteist……habensiegeschrie-ben？①”说到这儿，他停了一停，慢吞吞地吸了一撮鼻烟，打起精神接着说：“DiegrausamsteistdieUn-dank-bar-keit……EingrossesU②”。我等着他往下说，写好最后一个字之后，向他望了一眼——

    ①“Vonal－lenlei-den-schaf-tendiegrau-samsteist……babensiegeschrie-ben？”：德语“在一切缺点中，最可怕的……写好了吗？”

    ②“Diegrausamsteistdieundank-bar-keit……EingrossesU”：德语“最可怕的是忘恩负义……”U要大写。

    “Punctum①，”他含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把练习本交给他——

    ①Punctum：德语“句点”。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把这句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格，读了好几遍。随后，他就坐在窗口给我们上历史课。他的脸色不象先前那么阴沉了，流露出一个已经充分出了气的人的得意神情。

    差一刻就一点钟了；但是，卡尔‘伊凡内奇好象还不想放我们走：他接连不断地给我们上新课。无聊和食欲同样地增长起来。我急不可耐地注意着表明快吃午饭的一切迹象。一会儿一个女仆拿着擦子去刷碟子，一会儿听见饭厅里餐具的响声和挪动桌椅地声音，一会儿米米、柳博奇卡和卡简卡（卡简卡是米米的女儿，十二岁）从花园里走进来。但是福加——总是来宣布开饭的管家福加——却没有露面。只有他露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扔下书本，不顾卡尔-伊凡内奇，跑下楼去。

    这回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但这并不是福加，我熟悉他的脚步声，永远听得出他的靴子的咯吱声。门打开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