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终于开始忙自己的事了。

    从墓地回来，商鞅心里空荡荡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与沮丧，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默默流泪。孝公的盛年病逝，对他的心灵是重重一击！除了那天下难觅的君臣情谊，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最令人痛心的，便是他们携手相扶的大业半途而废。秦孝公在函谷关远望的愤激与遗恨，正是商鞅最为痛心的伤口。设若再有二十年，他们的功业将何其辉煌？只有那时，才可以说，商鞅的法家学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如今秦公去了，商鞅才骤然感到了自己独木难支，才感到了秦孝公作为他背后的支柱是多么重要。以他冷峻凌厉的性格，无与伦比的才华，只有秦孝公这样的国君才能让他放手施展。坚实厚重的秦孝公，从来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没了自己，从来都是义无返顾苦心周旋，为他扫清所有障碍。即或是有人风言，“秦国民众唯知商君之‘令’，而不知国君之‘书’。”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不于理睬。而今秦孝公去了，自己还能遇到如此罕见的国君么？不能了，永远不能了。自古以来，明君强臣之间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更深人静，商鞅平静了下来。他写好了辞官书，准备新君明日即位后便郑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经交给了景监车英，不用亲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尽快善后，整理准备交接的官文，集中属于自己的典籍书卷，以备辞官后治学。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书房，书房之外的善后完全用不着他操心。莹玉却觉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刚刚即位，他这位姑父商君就要辞官，总有点儿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说，只顾在书房里忙。

    商鞅不好对莹玉明说的，是自己的那种异常感觉。

    从嬴驷回到咸阳，商鞅就感到了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离与陌生，尽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见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过了寻常官员。但正是这种“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远”。商鞅虽不善从小处处人，但却善于从大处处人。譬如对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无从弥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间的伤口。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亏，商鞅只要多接触多开导，稍稍给“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抚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这种伤口当不难弥合。但商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头抚慰依法处置的罪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口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人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使商鞅处于一种微妙的难堪地位。这个嘱托是当众说的，大臣们都知道，商鞅也认为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论能力，论实力，论威望，论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废嬴驷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绝不会顾忌天下非议与旧贵族的骂声。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会那样做的，而且毫不犹豫，做得干净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担大任，且对新法一力维护，自己如何能因嬴驷与自己“不合”而发难？如果商鞅是一个以权力为第一生命的人，也许恰恰这个“不合”，便是发难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毕生追求的恰恰是功业，而不是权力。功业完成之后，仅仅为了保持权力而倾轧，何谈顶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