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处心积虑，要做好最后一件大事。

    储君之事一旦解决，秦孝公心头顿时轻松。作为国君，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失败。而今嬴驷作为不俗，颇有见地，看来堪当大任，加之商君辅佐，秦国将后继无忧。秦孝公心一定，就想到了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虽然扁鹊的神术、老墨子的奇药、玄奇的爱心同时遇合，使他的病体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但秦孝公知道，这绝不意味着他病体的康复。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可能的做好这最后一件大事。

    从开始变法，秦孝公就或明或暗的意识到，秦国朝野有一股反对变法的势力存在。尽管这股势力随着变法的节节推进而渐渐萎缩，尤其是庶民国人中的反变法势力几乎全部化解。原因只有一个，庶民国人从变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奖励耕战、废除井田、隶农除籍、村甲连坐、移风易俗，这些最重要的新法实行三五年后，莫不使国人竭诚拥戴，连那些历来蔑视官府的“疲民”，也变成了勤耕守法勇于公战的良民。这是秦国新法不可动摇的根基。

    但是，秦国新法却屡屡伤害了旧贵族，废除世袭爵位、废除贵族封地、废除私家亲军、废除贵族治权、无功不赏、有罪同法等等等等，几乎将贵族特权剥夺得一干二净。秦国的老族望族几乎在变法中全部崩溃了。另一方面，上层权力也在变法中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旧贵族权臣几乎无一例外的被贬黜架空了。一个个做来，虽然并不显山露水，然则时间一长，资深老贵族的全体衰落，却是谁也看得明白的事实。甘龙、杜挚、公孙贾、孟西白三族大臣以及无数的贵族臣工，都是这样被淹没的。

    更重要的是，变法浪头还无情的湮灭了一批本来是变法支持者的贵族大臣，将他们也变成了与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同样下场的沦落者！太子嬴驷、太子左傅兼领上将军的嬴虔、太子右傅公孙贾的被淘汰出局，是变法进程中最重要的事变，导致秦国的上层权力结构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倾斜。秦孝公、商鞅、嬴虔组成的“三角铁云梯”残缺了，作为国家储君而起稳定人心作用的太子从权力层消失了，久掌机要而颇具影响力的公孙贾被刑治放逐了。从权力场的眼光看，太子力量竟然成了秦国变法的最大受害者！这一事变的直接后果，是秦国上层力量的根基大为削弱，更深远的负面作用，则更是令人难以预料的——在变法中受害的旧贵族们将以“太子派”为旗帜！无论太子、嬴虔、公孙贾等对变法的态度与旧贵族们有多大区别，旧贵族们都会将太子力量作为他们的旗帜，而太子力量也会与旧贵族们产生某种猩猩相惜的共鸣，都会对变法及其核心人物产生出一种仇恨。

    与其说秦孝公嗅到了某种气息，毋宁说秦孝公从一开始就清楚这种后果。

    秦孝公是一个极为特出的权力天才。他的雄才大略，不在寻常的文治武功开疆拓土，而在于将一场千古大变不动声色的从惊涛骇浪中引导出来。他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每次都能将本可能颠倒乾坤的流血事变稳健的消于无形，使秦国大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变法力量的手中，成功的迫使秦国上层旧贵族势力在变法中全面“隐退”。在商鞅掌握核心权力之前，他巧妙的搬开了阻碍商鞅执掌大权的阻力，有步骤的将权力顺利集中到商鞅手里。商鞅掌权开始变法后，充分施展出千古大变的肃杀严峻与排山倒海般的威力。这时的秦孝公没有提醒商鞅谨慎行事，更没有陷入变法事务，去一丝一铆的干预订正，而是淡出局外，全身心注目那些暗中隐藏的危险。他很明白，象商鞅这样的磐磐大才和冷峻性格，任何督导都无异于画蛇添足。作为国君，他只要遏制了那些有可能导致国家动乱的势力，变法就会成功。在“太子事变”前，秦孝公对旧贵族势力并不担心。但在“太子事变”后，秦孝公却警觉到了危险。

    虽然如此，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