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商鞅到达商南城。这座小城堡是商於郡的治所，城堡南面不远，就是扼守秦楚咽喉的武关，并不是商於十三县的中心地带。由于秦献公以来秦国确立了“国都临敌”的传统，秦国和大国交界地区的治所，就一般都设在了前沿地带。商南城作为郡守治所，就直接成为秦国南大门——武关的后盾。

    商鞅在自己封地的这座首府小城堡只住了三天，除用一天时间详细巡查了武关的守备外，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件，立即命令郡守向黑林沟派出一百名士兵，接受那位督导县吏的指挥，协助黑林沟村民自救。第二件，召见了商於十三县的所有官员和大族族长以及著名的村正。商鞅痛陈了黑林沟骤变的执法弊端，严厉重申了唯法是从的为政准则，当众宣示了对商於郡守降爵两级，以示惩戒。第三件，反复申明秦法保留封地的真实含义，宣示了自己对商於封地依法享用的“四不”定策：不收赋税，不建府邸，不行治权，不许商於官民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总而言之，商於十三县不享有任何超越秦国法律的特权，完全与秦国其他郡县一样。

    商於十三县的官员、族长、村正，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这位“功盖管吴”的商君大良造，本想竭尽心力的为商君办点儿好事，将商於建成商君的永远退路。这在战国时代，乃是司空见惯的功臣现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官吏庶民反倒是很愿意做贤明功臣的根基，因为这种功臣比国府更能给他们以保护和特权。齐国的孙膑劝田忌大力整饬封地，遇到危险时立即退守封地的策略，正是基于战国现实提出来的自保主张。后来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正是在受到陷害时逃回封地才得以保全的。谁想商於人的这片赤诚之心，却被商鞅大大冷淡，还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商於山民虽然朴实憨厚拙于言辞，但心中却是雪亮，绝然能够掂量来真假虚实。在他们看来，商君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千古罕见的无私权臣。一个对天下最根本的财富——土地与民众都断然拒绝的人，山野之民自然是肃然起敬的。但不知为什么，商於官员与庶民，却也感到在这个人面前总有几分畏惧——你不能颂扬他，不能追随他，不能向他奉献激情，只能默默的看着他为国为民施展权力，将自己烧成灰烬。就象是上天派下人间救民于水火的神圣一般，人间的欲望烟火丝毫不能熏染他，丝毫不能改变他。对这样的神圣，宵小之民除了敬畏，连爱慕他的激情和为他献身的权利都不能有！

    商於的官员民众终于沉默了，他们默默的接受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圣人。

    三天后，商鞅走了。没有民众夹道送行，也没有官员饯行长亭。人们远远的看着他走马而去，就象看着尊神离开了喧嚣的尘寰。

    商鞅却很是坦然。他喜欢“各司其事不相扰”这样的官民关系，很厌恶官扰民，也厌恶民扰官。在他看来，官员法外滋事就是官扰民，包括商於县令的滥施仁政。民众歌功颂德额外进献法外求助，就是民扰官。官扰民为害一方，民扰官却是为害天下。官民不相扰，才是一个法制成熟的良好状态。商鞅不可能知道，他的这种为政主张在秦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秦惠王、秦昭王，都曾经严厉处斩过为国王杀牛祝寿和歌功颂德的官员庶民。使秦国朝野在与战国争雄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清明、勤奋与悍勇，官员羞于沽名钓誉，民众羞于歌功颂德，举国唯法是从，人人惕厉自尊。否则，如何能以一敌六，并战而胜之统一华夏？

    走马出得商南城，商鞅吩咐十名铁甲卫士从官道直回咸阳，给秦孝公呈上他对商於诸多事宜的处置奏报，他自己只留下荆南同行护卫。卫士将官很不放心，商鞅笑道：“回去吧，都是秦国土地，不会有事的。”便带着荆南走了。

    出得山口，荆南连打手势询问去哪里？商鞅笑道：“去崤山，认识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