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这日，秦昭王的葬礼在寒冷的晚霞中收号了。

    朝会次日，纲成君蔡泽奉特诏总领国葬事务，兼署太史令、太庙令、驷车庶长、内史、太祝、行人等相关六府。诏书只字未提举兵东出事，只说“妥行国葬，以安朝野，为目下国政之要”。依次推去，举兵东出自然不是要务了！自己的主张能取代朝野汹汹拥戴的上将军蒙骜的动议，这使蔡泽大为振奋，立即下令六府合署专司葬礼事务，当下大忙起来。

    秦昭王薨去前后天崩地裂灾异不息，灵柩在太庙停了整整三个月有余。依着古老的风习，这便是“异葬”。异葬者，非常之葬也，不吉之兆也。秦昭王死于六月炎夏，正应了一句古老的咒语：“恶死六月无可葬。”寻常人等若死六月，即或殷实之家富贵大族，连尸体至少停放三日的老礼都无从讲究便得匆忙下葬。期间因由，便在于炎夏酷热而民无冰室，尸体若居家过得三日三夜便会腐臭溃烂，死者难以全尸入殓；死不得全尸，是古人的最大忌讳，即或战场殒命的烈士遗体运回故乡安葬，族人家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将残缺尸体续得浑全方才下葬；惟其如此，为顾全尸，酷暑之死便无法讲究礼仪了。然则这是赫赫一代雄主的秦昭王，灵柩深藏冰窖，又恰逢连月老霖酷暑变做悲秋，尸身自然无事。然异葬终成事实，葬礼便得处处得上应天数下合物议，方能破解不吉之兆，否则便会引来列国嘲笑且对朝野公议无法交代。如此异葬，便大大有了讲究。

    这第一件大事，便是议定老秦王之号。

    号者，名称也。常人之号，便是姓名外加表字。对于国君，这个“号”却不是姓名，而是谥号与庙号。谥号，是在国君死后依其生前行迹评定的称号，或褒或贬，以示盖棺论定。谥号制行于整个贵族层，国君谥号由朝会议定，大臣谥号由国君赐下。“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这是周礼大系中谥法的原本规矩。庙号，则是国君死后其灵位专室在太庙的序列称号，与行迹功业关涉不大，所依据者主要是辈分与灵位专室的位置。庙号制始于殷商，太甲庙号为太宗，太戊庙号为中宗，武丁庙号为高宗。无论是谥号还是庙号，都是国君死后的定位名称，人但呼其号，便是已逝国君。历经春秋数百年的礼崩乐坏，战国之世的礼法已经大大简化，对国君之号的确定，看重朝野公议对国君业绩的褒贬，而轻忽国君在庙堂的辈次排列；风习之下，王号便大多只有一个且很少拘泥形式，实际而论，大多是只有谥号而无庙号，如秦孝公齐威王魏惠王赵武灵王等等。到了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索性连谥号庙号一齐废止，只按国君代次从始皇帝而二世三世的排列下去。西汉立朝，重新恢复了谥号庙号制。流传到后来，谥号制愈来愈变形，以二三十字为“长谥”而专一颂扬帝王的丑剧叠出不穷，竟使原本体现天下公心而由公议褒贬国君的谥法不期然变成了匪夷所思的恶制！这是后话。

    谥号对于葬礼之重要，便在于时时处处须得提及，否则便成无名之葬。

    蔡泽知道，停丧治灾期间，老秦王的谥号已经由太史令会同六府提出，拟定一个“襄”字。襄者，高也，成也，辅助也；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字意，便是驾车的上等辕马。“襄”与“骧”通，襄者骧也。《诗·郑风·大叔于田》云：“两服上襄，两骖雁行。”两服，中央驾辕两马。两骖，两边拉套马。上襄，则是上等好马。也就是说，襄为驾辕之良马。应该说，这个襄字与老秦王一生行迹尚算切合。老秦王前半生事实是与宣太后共同主政，虽处辅助之位，亦算得两马共辕；后半生亲政大战六国摧枯拉朽功业大成，驾辕之良马当之无愧！然细加揣摩，蔡泽总觉得这个“襄”字有缺。缺之一，无得彰显老秦王秉性功业之威烈；缺之二，无以破解“恶死”之凶兆，无以顺应异葬之异数。